DeepSeek刮起AI新潮流，雷军、李东生呼吁监管要系紧缰绳
2025年，人工智能再一次站上了全国两会的“C位”。
去年，“人工智能+”首次被写进政府工作报告。而今年，政府工作报告再提“人工智能+”，与之相关的“具身智能”“人工智能手机和电脑”“智能机器人”等关键词也首次被纳入报告中。
2025年政府工作报告指出，要建立未来产业投入增长机制，培育生物制造、量子科技、具身智能、6G等未来产业，同时还提出要持续推进“人工智能+”行动，将数字技术与制造优势、市场优势更好结合起来，支持大模型广泛应用，大力发展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人工智能手机和电脑、智能机器人等新一代智能终端以及智能制造装备。
与此同时，多名全国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同样围绕人工智能的发展建言献策，在加快人工智能发展的同时，也要谋求产业规范。
抢抓DeepSeek机遇
年初，DeepSeek刮起新潮流，打破了过去AI靠“砸钱堆算力”的困局。而今年两会，多位企业代表提出，行业也亟需抓住此次DeepSeek带来的历史机遇，加快算力基础设施的建设，促进AI在各行业的深度应用。
全国人大代表、科大讯飞董事长刘庆峰认为，国产大模型实现性能效果突破，引起国际社会对中国人工智能领域更深刻、更广泛的警惕和限制。国产大模型训练高度依赖进口算力，除讯飞星火外，其他全民可下载的大模型均基于英伟达卡训练。若不能加快解决国产自主可控人工智能产业生态薄弱、适配困难等问题，无异于“在别人地基上建高楼”。
为此，他提出了加快构建国产算力平台上的自主可控大模型及产业生态的建议，鼓励基于自主可控国产算力平台的大模型研发和应用，构建数据资源充分共享机制，同时专项支持基于国产算力平台的生态体系建设。
全国人大代表，TCL创始人、董事长李东生在接受时代财经等采访时同样表示，DeepSeek最重要的意义在于发明了一种新的算力结构，这种算力结构相比原来的，只要十分之一不到的资源。
“以前算力中心的投入很高，从成本效益来考虑，我们更多是利用公共算力资源来做这件事。但一些敏感计算还得在自己的算力中心跑，这影响了整个开发的速度。”李东生透露，在未来2到3年，TCL会把自身的算力中心能力大幅提高，而依托于DeepSeek的算力架构，这项投资也是公司所能承受的。
AI发展至今，如何实现技术落地是每一家企业面临的终极命题。作为AI的重要载体，电子终端也备受企业代表关注。
全国人大代表、小米集团董事长兼CEO雷军认为，当前人工智能终端处于快速发展的起步阶段，行业内的产品在功能性能、外在形态、技术先进性等方面差异较大，也存在技术创新瓶颈、产业协同不足等问题，亟待通过政策引导与支持加以解决。
为此，雷军建议，健全人工智能终端标准体系，强化人工智能终端产业协作，同时，加大人工智能终端支持力度，推进产业创新发展。
刘庆峰则关注到了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对AI智能终端覆盖度不够的情况，他建议优化和丰富消费品“以旧换新”等政策：将包括家庭机器人、AI学习机等在内的AI智能终端全面纳入补贴范畴，合理设置补贴限价，使其享受与家电同等的补贴。
关注AI监管
快速发展的AI是一把双刃剑。它在给经济社会带来巨大机遇和利益的同时，也引发了一系列社会经济、道德伦理等问题。
全国人大代表、天能控股集团董事长张天任提到，比如从社会经济角度来看，部分企业利用人工智能技术虚假宣传、夸大宣传，误导消费者和投资者，扰乱了市场秩序；在道德伦理领域，人工智能系统高度依赖海量数据，在数据收集、存储和使用过程中，隐私泄露风险极高。算法歧视更是成为社会公平的绊脚石，在招聘、贷款审批、司法量刑等关键决策环节，基于有偏差数据训练出的算法，可能会对特定群体造成不公平的筛选和判断。此外，当人工智能系统引发事故或造成损害时，责任界定的模糊性使得受害者难以寻求有效的法律救济。
张天任认为，上述人工智能存在的问题，迫切需要通过完善的立法和有效的监管机制加以解决，虽然我国已出台《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管理暂行办法》，但该办法仅针对生成式人工智能，无法全面涵盖人工智能领域的各类问题和应用场景。因此，启动立法研究并制定专门的综合性法律，以确保人工智能在健康、合理的轨道上发展，造福社会，势在必行。
为此，张天任建议制订《人工智能管理法》，以确保人工智能行业的健康、有序、可持续发展，使其更好地服务于人类社会，同时防范和应对可能出现的负面效应。
而在AI产生的乱象中，“AI换脸拟声”“AI深度伪造欺诈”等现象成为了今年备受瞩目的话题。
雷军称，“AI换脸拟声”不当滥用造成了违法侵权行为的重灾区，易引发侵犯肖像权、侵犯公民个人信息以及诈骗等犯罪行为，甚至造成难以挽回的大规模形象和声誉损害，带来社会治理等风险。AI深度合成技术所需素材获取便利、技术使用门槛低、侵权主体及其手段隐蔽性强等特点，给治理带来较大挑战。
为此，他建议加快单行法立法进程，在安全与发展并重的基础上提升立法位阶；其次，强化行业自律共治，压实平台企业等各方的责任和义务；最后，加大普法宣传的广度力度，增强民众的警惕性和鉴别力。
李东生也认为，近年来我国相关立法虽有关注AI深度伪造欺诈这一议题，但已出台的规章制度尚不成体系，还不具备可操作的细则和明确的处罚标准。
为此，李东生建议从加快出台管理规章制度、明确惩罚制度、标识技术标准和发布管理、国际合作等方面，加强AI深度伪造欺诈管理。
另外，针对大模型生成“幻觉数据”充斥互联网带来的危害，刘庆峰建议，一方面可构建安全可信数据标签体系，提升内容可靠性；另一方面，研发AIGC幻觉治理技术和平台，由中央网信办、国家数据局等部门定期清理幻觉数据，为公众提供AIGC幻觉信息检测工具与服务。
